七七铺（白朗与罗烽白山黑水间走出的革命夫妻）快来了解一下吧？

伊瓦鲁河岸上有一种粗犷而无韵调的歌声，在四月的春风里骚动着，隔岸辽远的东方，黎明正藏在那白桦林的云雾之下。而伊瓦鲁河的上空，却晴朗得像无边的海，北归不久的小燕儿，在这无边的海里浮着，是那么迅速。

——白朗《伊瓦鲁河畔》

20世纪20年代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，哈尔滨因其地理位置与历史沉积，成为彼时欧亚大陆上重要的交通枢纽、东西方政治与经济的交汇接口。1923年，中共在哈尔滨建立东北第一个共产党组织——中共哈尔滨独立组。5年后，哈尔滨掀起“抗五路运动”，抵制日本人的铁路修建计划。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思潮在这片黑土地上暗潮涌动。

今天，人们熟悉的“东北作家群”无一不受到这股新思潮的影响，罗烽与白朗也不例外。当他们接触到左翼新潮思想的作品时，被禁锢已久的心灵自然被炽红色的强大魔力攫住了。自1929年结为夫妻，两人先后受到左翼思想的启蒙。日军铁蹄的步步紧逼，国难危亡的重重降临，更让他们决意以笔为戎，投身于旷日持久的抗日救亡运动。白朗与罗烽

觉醒：白山黑水，红色暗涌

1934年6月18日，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罗烽照例到哈尔滨松蒲镇车务段上班。还未来得及开始工作，几名日本领事馆便衣警特便闯进办公室将他逮捕，理由是涉嫌反满抗日活动。此次抓捕工作并非没有预兆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白色恐怖便长久笼罩着这片黑色土地。两个月前，中共满洲团委遭遇日本宪兵的突袭破坏，同为左翼青年的萧军、萧红先一步离开哈尔滨，去往青岛，成为头一批“东北逃亡作家”。

被捕事发突然，罗烽仍旧设法托同事给正在《国际协报》工作的妻子白朗带去消息。1933年，白朗加入《国际协报》，时任副刊编辑，同时主编由地下党创办的《文艺》周刊。得知丈夫被捕的消息后，她并未惊慌，反而第一时间联系了其他左翼友人，并提醒金剑啸在内的中共党员暂时不要联系。此后近一年时间，白朗一边设法营救狱中丈夫，一边坚持主编《文艺》直至终刊。

时光倒流。一切还要从1928年说起。这一年，哈尔滨掀起轰轰烈烈的“抗五路”运动，饱受战乱的东北人民奋起反抗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不断高涨。也是在这一年，18岁的罗烽进入呼海铁路局传习所进修，在传习所同学、中共地下党员胡起的影响下，罗烽接触了包括蒋广慈、鲁迅等左翼作家的作品。耳濡目染之下，少年心中燃起对共产革命事业的热情。同时期，他开始在哈尔滨《晨光报》副刊《江边》上发表诗歌，笔名洛虹，暗藏“乐红”之意。红，是革命的颜色，也成为罗烽对文学创作的期许。

次年，罗烽与二表妹白朗成婚。两人虽是青梅竹马，但此时的白朗对罗烽的革命情绪毫不知情。蜜月期还未过，丈夫便时常深夜出门，行踪不定，回家后又将自己关进书房，实在让人生疑。在屡次试探与劝服丈夫未果后，白朗决定戳穿罗烽的“秘密”。

一日，罗烽外出回家，白朗故意熄灯装睡，就在罗烽以为妻子已入梦乡，小心从西装上衣兜里翻出“情书”，白朗却一跃而起，将信从丈夫手中夺走，“我要看看有多少海誓山盟要写”，翻开之后才发现，这并非是“情书”，而是共产党的传单。在小说《狱外记》里，白朗记录了这次“捉奸”行动，并将它称之为“自我的新发现”。

“从此，我打开了眼界，我开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道路，追求着真理，追求着光明，追求着我所不懂的一切。”

出逃：凄风苦雨，以笔为戎

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抗日救亡热情不断高涨。在丈夫罗烽的引荐下，白朗正式加入“反日同盟会”。20世纪30年代，白朗夫妇与萧红、萧军、舒群等进步青年一同创刊《夜哨》《文艺》，组建“星星剧团”，秘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，不仅开创了东北抗日文学的先声，也形成了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“东北作家群”。

自罗烽“出事”以来，白朗及其家人一直被日伪政府严密监视。经过近一年的多方营救，罗烽出狱。严酷的审讯让罗烽身心重创，落下了一身的毛病。《落英无声：忆父亲母亲罗烽、白朗》记录了这段牢狱之灾的影响：“每当熟睡后，（罗烽）四肢就不自觉地抽搐、挥舞，有时手脚或头部被碰伤甚至从床上摔下来。年岁越大越厉害，无奈在他睡觉前用软垫铺在四周保护”。

出狱后不久，日伪政府的监控仍未停止。一次突发审讯后，两人决意连夜离开哈尔滨。一如当时一众流亡的东北作家，白朗、罗烽夫妇出关后的第一站便是上海。初来乍到时，夫妻二人举目无亲，只能借住在好友萧红与萧军的住所。典当，是他们唯一的出路，用白朗自己的话来说，“一件毛衣常常被典当几次”。1935年，白朗在上海诞下男婴，但未满周岁，婴孩便患上脑炎，不幸离世。这已是夫妻二人夭折的第五个孩子。

穷途末路之时，他们在《申报》看到一则“某书店招考粤籍打字员”的招聘信息。凭借之前的工作经验与一手漂亮的小楷，白朗被破格录用。虽然有了经济来源，夫妻二人依旧食难果腹，常常只能共吃一份客饭。

凄风苦雨的生活并未打击他们的文学热情。在上海的两年，夫妻二人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联盟。仅1936年一年，罗烽就在《海燕》《作家》《文学界》《光明》等刊物发表了大量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。白朗虽经历生育之苦与丧子之痛，仍旧笔耕不辍，写下包括《伊瓦鲁河畔》《轮下》《女人的刑罚》等代表作品。

与同时期的东北流亡作家相似，在上海的那两年，罗烽与白朗的创作以反映东北沦陷前后的抗争生活为主。在《东北文学史论》中，沈卫威将这一阶段称之为“东北流亡文学”的崛起，表现为“东北作家群聚后体现出的群体意识，并外化为东北沦陷区的作品蜂拥而出”。更为重要的，这一时期的东北流亡创作者们在“主体感知、思维、观念，以及创作客体的题材、形式、风格”等方面都彼此亲近。